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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知假买假、加倍赔偿与科斯定理
[2012/4/23 23:17:20][阅读3670次]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日益繁荣,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过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让人担忧的问题。比如说,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出现了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制假贩假屡禁不止,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严重伤害,诸如“热水器置人于死地”、“美容不成反毁容”、“影碟机不出图像”之类的报导时常见诸报端。虽然各有关专业打假机构,包括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和消费者协会等,不断增加打假力度,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的有关条款出台以前,这类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究其原因,恐怕部分地取决于有关法律界定的模糊性,特别是在对侵权进行赔偿的数量界限方面存在较大的模糊性。
   运用科斯定理来探讨我国的经济领域中的“造假”与“打假”行为,也许能给我们以启示。长期以来我国对侵权进行赔偿的数量方面的模糊性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一个较大的市场交易费用,受害的消费者在“讨回公道”的过程中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遇到种种“扯皮”的麻烦,因而高昂的交易费用阻碍了一些消费者进一步索赔的行动,到头来只能以“吃一堑,长一智”的自我安慰作罢;另一方面,这种模糊性降低了欺诈厂商的成本,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欺诈厂商,因为欺诈厂商可以冒较小的风险,通过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来谋取高额利润,而将消费上的损失——一种成本——转给了社会和消费者,在这里不法厂商有一种肆意妄为的动力,使得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不断加大,外部性难以得到消除。
    然而,到了1993年,在我国社会经济法律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当年的10月份,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四十九条明文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加倍赔偿其受到的损失,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后,特别是“加倍赔偿”条款的出台,“制假”和“打假”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在消费者中出现了“知假买假”的逆向选择现象。北京的一名消费者王海成了“敢吃螃蟹”的第一人,王海通过主动性地大量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然后通过索赔得到加倍赔偿而发了财。王海从此走上了职业“知假买假”的道路,并且频频胜诉。在“王海现象”的示范效应下,全国各地出现了更多的“知假买假者”,比如,近年来,除了北京的王海之外,还有河北的刘殿林,重庆的叶光,武汉的张磊,海南的琼一维等纷纷创造了一个个“职业打假”的奇迹。这样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了索赔的目的,主动性地知假买假究竟应该不应该得到加倍赔偿支付。中央电视台在“三一五特别行动”节目中就此问题采访了许多人,得到的回答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说法。在广大的消费者心中,王海式的职业打假人士无疑成了“打假英雄”,对此无不拍手称快,大加赞赏;而工商界的一些人士则认为王海式的知假买假不是真正的消费者行为而是一种敲诈;工商管理部门和法院对知假买假这种行为有时也相互争执。对同一事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利益的偏执,对其做出一些法和经济学的分析也许是更有意义的。
    “加倍赔偿”条款的出台最大的意义在于,它首先改变了欺诈厂商的成本状况,因为现在欺诈厂商要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如果买了假货的消费者一旦起诉的话,欺诈厂商在很大的可能性上,将不仅承担其自身的成本而且还要加倍承担原先可以轻易转嫁给社会的成本。这样,一个欺诈厂商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会趋于一致,假冒伪劣商品的供给积极性就大大降低了,外部性被有效地内部化了。同时我们注意到,“加倍赔偿”条款的出台,实际上也降低了消费者在交涉有关问题时的交易费用,他也更有积极性地去发现并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然后通过索赔获得相应的利益。也就是说,“加倍赔偿”的规则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它能推动更多的消费者去“知假买假”,而假货在这种机制下,自然也就只会“越买越少”,这样,假冒伪劣商品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市场秩序得以维持。
    这一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向我们证明了这样的事实:解决经济问题,采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往往比采用其它手段更加有效。法制建设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在节约交易费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本身扮演着双重角色。
 
摘自:李仁君,《知假买假、加倍赔偿与科斯定理》,《海南日报》2000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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